优秀的京剧马派传人张学津去世6年多了,作为马连良的亲传弟子之一,他为传承马派艺术做出了杰出贡献,这是得到广大公众充分认可的。近读他的自传《生正逢时》,发现他在艺术修养和创作上孜孜不断的追求且成绩斐然,同时在内心深处却又焦虑不断,给人“身不由己”之感。作为一个著名艺人和公众人物,他敢于直面且公开自己的纠结,而不在意所谓“艺德双馨”的虚名,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。

张学津是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的长子,生于1941年,11岁时就登台,陪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和张君秋唱《三娘教子》的小东人一角。后考入艺培戏校(北京戏校前身)学戏,师从名老生王少楼等。1953年入戏校后登台首次学唱的是《铡美案》的陈世美。

1959年张学津从戏校毕业,分配到荀慧生剧团,同时分到这个团的还有孙毓敏、马永安、沈宝祯、王晓临等。1960年底,这批分配到各团的毕业生又重新集中,组建了北京戏校实验京剧团。其间,排演了大型新编戏《雏凤凌空》引起剧坛轰动,张学津在剧中扮演杨延昭。他还多次与同学一起进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。1961年11月22日是他最难忘的日子,这一天他和中国戏校毕业的冯志孝一起拜马连良为师,从此走上了继承马派艺术的漫长道路。他和李崇善、孟俊泉、李雅兰等排演了《赵氏孤儿》,演出广告上写着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四大头牌亲授。张学津主演的《剪杆河边》参加了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,他首次创编的新腔“劝癞子”反二黄风靡一时。1969年调入上海京剧院,参加样板戏的排练演出。文革后,传统戏恢复演出,他在1983年调回北京。

从他出生起这40来年,

张学津虽然也经历过文革初期被批斗进牛棚的悲惨经历,但总的来看还是幸运的,特别是在艺术道路上成长十分迅速,戏校毕业后没几年就排出多个大戏,扛起马派的大旗,得到上至高层下至民众的普遍喜爱,声誉日隆,其艺术成果是很多同龄伙伴难以企及的。

1983年,马连良已故去多年,而戏迷们对马派艺术的怀念和迷恋愈加强烈,此刻与北京睽违13年的张学津以正宗马派回到首都,其心胸焉能不高,对未来焉能不充满了期待?

然而,现实和理想并不一致,纠结之事接踵而来。

首先是组团问题。他到北京京剧院报到后,去哪个团?当时北京京剧院共四个团:一团是原北京京剧团的老班底,二团是李万春、吴素秋等,三团是孙毓敏、李元春、李宗义和李慧芳等,四团由北京戏校刚毕业的青年组成。张学津明确不去二团和四团,而意属一团,因为那里有当年陪着马连良唱戏的老伙伴,排马派戏下手快、路数熟。但也存在现实问题,一团有谭元寿和马长礼两位头牌老生,一谭一马相得益彰,可再加上一个马派老生,这戏码可就不好排了。剧团每天是商业演出,总不能把角儿都栓在一起天天搞大合作啊。于是组团成了难题,一时难以定论。

此后,北京京剧院内部进行调整,又决定专为他组建二团,但调配演、调伴奏、调舞工……哪一样容易办到?开始心气挺高,他立即给尚在上海京剧院的裘派花脸李.长春打电话,邀其入盟,不料战友京剧团已先下手把人招走。出师不利! ……二团几经周折,才在1986年9月才正式组建起来并做建团演出。从1983年4月调回北京到1986年9月建团经历了这3年多时间,张学津才有了立足之地。最可叹的是,张学津这几年在中南海、大会堂、各项纪念演出、境外演出中红的发紫,但是在京剧院内却始终撂在一边,捞不到演出。据他自己统计,这三年多内仅仅在一团演了34场戏! 真可谓墙里开花墙外红。对此,张学津始终耿耿于怀,但谁又能对此负责呢?

张学津的第二个纠结是“走穴”。就在他等待组织安排,无所事事的时候,中国京剧院的袁世海找到他,邀请他和杜近芳、张春华等组成临时演出小组去河北等地演出三个月。这的确是个好事,自己既然在院里无戏可演,何不趁机走出去多唱点戏呢?更何况与袁、杜、张等老艺术家合作也是提高自己的难得机会。几经争取,领导勉强默许,张学津终于和袁世海等踏上了河北山东的演出征程。演出的艰辛显而易见,但自己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,像他和袁杜的《龙凤呈祥》、和袁的《群借华》《四进士》、和杜张的《打渔杀家》都是难得一见的最佳阵容,有的在北京都见不到。他和袁世海等这些大师级艺术家天天同台,真是终身受益。然而,有关领导以各种名义发出的催回令,犹如十二道金牌,又叫张学津日夜不得安宁,直到一年以后,院领导还为此事要求他做出解释。一边是热情观众的欢迎,另一边是领导的监视和催促,夹在其中的张学津真像“带着镣铐跳舞”。

谁对谁错呢?还真难说。其实这也是历史造成的。在主演本位制下,角儿们自主组班演出天经地义,其父张君秋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吗,即便后来他加入了北京京剧团、甚至再后来剧团改为国营,张君秋始终有一个自己的艺术团队,陈少霖、刘雪涛、李四广、何顺信、张似云等老搭档从不分离,张派的创立与此不无关系。然而,到了张学津这一辈情况不同了,特别是文革刚过,体制改革才起步,自主搭班演出显然被认为走的快了,褒贬不一也是常理。当时京剧院的领导劝阻张学津“走穴”不过是规避政治风险以求稳妥而已。

演出体制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,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令人唏嘘。但是,张学津作为“弄潮儿”在改革大潮中毕竟身先士卒,敢于闯关,这也正是他的荣幸所在,尽管他为此也忍受了“身不由己”和“找不到说理的地方”的心理压力。到了90年代,英雄气短,张学津又患上了严重肝病,在积极参与各项演出、对外活动和繁忙的音配像工程中始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……,直到2012年12月21日与世长辞。

纵观其一生艺术追求及其影响力,张学津被称为解放后马派第一传人还是名符其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