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是一种传承,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,不同的人看待同样一段历史,都有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效果。因此,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事件,存在争议都是很正常的,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,甚至有些真相会被完全抹杀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一样的人物,后世的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如此严重。我们熟悉的贾似道是个专横弄权、欺上瞒下、权势熏天的无能之辈,但名士姚勉偏偏又评价他为“经文纬武之略,出将入相之才”。

在如今人们对贾似道的评价中,多有这样的描述出现:此人根本没什么军事上的认识,被宋理宗委以重任却从一开始就奔着卖国求和去的。他曾借助蒙军撤退的机会进攻,仅歼灭170余名外敌,却被他夸耀成一场旷古烁今的大胜。这被视为贾似道好大喜功、欺上瞒下的罪证,但真实的历史却又是另一番模样。文天祥有言:“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,鲁港之遁何哀也!”鄂州之战,反而是贾似道人生中的一大闪光点。

1258年2月,蒙哥决定发动对宋朝的全面战争,一举征服南宋。为此,蒙哥将大军分为两路,自己向西亲征四川,东路蒙军则由宗王塔察儿统帅,向安徽一带发动猛攻,企图牵制宋军主力。当年11月,东路蒙军战事不顺,塔察儿也被忽必烈取代。1259年7月,蒙哥战死钓鱼城,但东路蒙军屡战屡胜,势如破竹。虽被告知蒙哥死讯,被要求北归争夺汉位,但忽必烈眼见长江北岸百姓备受当地守将欺压,纷纷投诚献出渔船帮助蒙军渡江,认为机不可失,便决定继续进攻。

9月初,蒙军兵锋已直指鄂州,蒙军在首次攻城时遭遇宋军猛烈还击,忽必烈下令以围代攻。值得一提的是,宋军虽看上去屡战屡败,但气节上并不吃亏。鄂州守军曾两度出城迎战,当忽必烈派宋军俘虏到城下劝降时,守将都统张胜大怒,立刻下令杀掉降兵并再次派兵出击。无奈的是,比起势头正盛的蒙军,宋军战斗力显得有些可怜,加上鄂州城内守军空虚,在一连串的失利后,守军只能闭门不出,鄂州情况危急。
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1259年9月28日,宋理宗下诏命贾似道节制江西、两广人马,共同抵御蒙军;10月,贾似道进入鄂州城亲自督战。接下来的一番攻防非常精彩,忽必烈在城外筑起高台,每天都要登台视察城内情况。他对手下将领张柔说:“吾犹猎者,不能擒圈中豕,野猎以供汝食,汝可破圈而取之。”张柔按照忽必烈的意思,一面遣兵攻城,另一面又派人挖洞,试图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。贾似道则针锋相对,在抵抗蒙军的过程中不断修复城墙,随后又下令在城墙内壁建造木栅。这项工程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,忽必烈对此都十分叹服:“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。”有人提出,是士人劝说忽必烈下令不准滥杀百姓,导致鄂州迟迟不能破。忽必烈闻之大怒,当即指责这些人说:“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,汝十万众不能胜,杀人数月不能拔,汝辈之罪也,岂士人之罪乎!”

忽必烈被卡在了鄂州,但局势对宋朝来说依旧是岌岌可危。此时其他地方的蒙军已经攻入南宋腹地,宋廷首当其冲。不得以,11月1日,宋理宗又急令贾似道从鄂州突围到黄州重新构筑防线,在只有700人护送的情况下,贾似道惊险地突围成功,“下流之兵始振”。1259年冬,忽必烈得知自己汉位即将不保,意欲撤兵,贾似道趁机提出请和。对于这段历史,《中国史纲要》是这样描述的:“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,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,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,双方划江为界。”不过,学者们为此可是争议极大。

首先,有学者提出,虽然在鄂州之战前,南宋就多次派遣使者求和,但这是宋理宗的意思,与贾似道没多少关系。其次,历史文献中本身就缺乏支持贾似道“从一开始就想要求和”的证据,相反,有人提出,鄂州一役之后,南宋同蒙古的议和中只是交纳岁币并没有称臣。值得注意的是,宋朝岁币本身就是惯用的缓兵之计,况且鄂州之战对南宋来说几乎是可以决定生死的,以“岁奉银、绢二十万”的代价换取蒙军撤兵,这是十分值得的。另有人认为,大肆宣扬贾似道“卖国求和”本身就是忽必烈的计谋,一来可以掩饰他在鄂州一役的失利,二来很可能会引起南宋君臣之间的猜忌,说不定还有奇效。显然,后者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,贾似道班师回朝时,宋理宗亲自迎接,称贾宰相“奋不顾身”,“吾民赖之而更生,王室有同于再造。”

鄂州一战,贾似道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令人钦佩,当然,我们不能就因此将其视为历史伟人。在鄂州之战立下大功、相当于挽救了南宋的贾似道为何会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呢?笔者认为大概因如下两点、其一,贾似道是个官二代,骨子里有一种纨绔习性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襄阳围已急,似道日坐葛岭,起楼台亭榭,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,日淫乐其中。”贾似道贪玩,身居高位却懈怠朝政,生活奢靡放纵,甚至把蟋蟀带到朝堂之上。文献多有记载,自从鄂州之战后,贾似道居功自傲,愈发荒淫。实际上,鄂州之战后的贾似道着手做了另外一件事,此事不但让他在当时变成众矢之的,日后更是要了他的命,这件事便是推行“公田法”。

所谓公田法,就是打破豪强贵胄对土地的兼并,强行从富人手中征回国有土地,将土地租给私人经营。公田法在历史上的争议较大,但总的来看无疑是利大于弊的。此举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,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,还在极短的时间内融进了一大笔可用资金,缓解了迫在眉睫的军费问题,同时惩戒了不法官僚。公田法征收的资金,七成上缴国库,三成留给地方,主要用于减少底层民众赋税,降低百姓压力。公田法看上去很美好,然而它却破坏了权贵阶层的利益。如此一来,贾似道自然就成了不少士人的眼中钉,南宋灭亡后,这些士人为元朝所用,元朝修宋史时,贾似道的评价自然不会太好。

如果此前贾似道的诸多做法还有讨论的余地,那么晚年的他便是确凿地犯了大错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轻重不分。公元1267年,襄阳之战爆发。文献记载,此时的贾似道忙于内斗,有意隐瞒战事,这一点真实性有待商榷。实际上,六年的襄阳之战,中枢所花费超过两千万,宋度宗多次下诏询问战事;仅最初两年,宋军前后8次救援但均告失败。另有一说,当皇帝要求贾似道亲上前线督战时,他担心朝中政敌会趁机发难,局势难以掌控,因此百般推脱,最后迫于压力才亲征出战,还急于议和。在国家存亡之际,贾似道如此轻重不分,的确是十分糊涂。

作为权臣,贾似道内斗手段强硬,加上公田法推行,着实得罪了不少人。1275年,贾似道擅自抛下鲁港(今安徽芜湖一带)13万宋军精锐逃跑,致使宋军惨败,元蒙兵锋直指临安,宋廷上下一片震恐。群臣纷纷上奏要求诛杀贾似道,重压之下,谢太皇太后只能将其贬到当时较为偏远的广东一带。在押解的过程中,曾遭到迫害的县尉郑虎臣趁机诛杀了贾似道,一代权臣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殒命了。丢掉襄阳没几年,南宋便灭亡了。

客观地讲,贾似道曾对南宋有功,内政外交均有可圈可点之处;晚期的他则忙于内斗,生活奢靡,贪图权力,轻重不分,大有误国之嫌。元朝修的《宋史》将他从头到尾贬得一无是处,多少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,我们也决不能一举将他洗白。也许正如一些学者所说,那些投降元朝的宋朝文官正是为了讨好忽必烈,同时也想公报私仇,最终共同将贾似道塑造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“奸臣”。值得玩味的是,南宋灭亡后,忽必烈曾问宋朝降将:“尔等何降之易耶?”(你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投降了?)对方回答说:“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,每优礼文士,而独轻武官。臣等积久不平,心离体解,所以望风送款也!”(大概就是说贾似道大权独揽,优待文官,轻落武将,武将们心中不满,所以就投诚了。)忽必烈听后说:“正如所言,则似道轻汝也固宜!”(假如当真如此,贾似道这样做还真没啥错。)